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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史哪得清如許》


  • 作 者:傅國涌
    出版社: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出版年:2016年4月
    頁 數:270頁
    定 價:32.00
    裝 幀:平裝
    I S B N: 978-7-5399-9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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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是著名歷史學者傅國涌的以民國人物為主題的歷史散文隨筆集,書稿共分三部分,一是關于民國知識分子的軼事鉤沉,如魯迅為何不喜歡杭州,陳寅恪、胡適等人的留學生活等;二是關于民國時期的社會公共生活,比如民國飯局、上海灘的社交活動等;三是側重于在游記中暢想歷史,如在南通想張謇,在無錫想榮德生等。

生于浙江樂清,現居杭州。當代知名學者,獨立撰稿人。主要關注中國近代史,特別是百年中國言論史、知識分子命運史、近代中國社會轉型和近代企業傳統,善于以客觀全面的視角解讀歷史。 

著有《金庸傳》《葉公超傳》《百年尋夢》《追尋失去的傳統》《1949: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主角與配角:近代中國大轉型的臺前幕后》《筆底波瀾:百年中國言論史的一種讀法》《文人的底氣:百年中國言論史剪影》《民國年間那人這事》《大商人:影響中國的近代實業家們》《百年辛亥:親歷者的私人記錄》《帝國盡頭是民國》《從龔自珍到司徒雷登》《無語江山有人物》等。

 第一輯

袁世凱之問:共和要幾個世紀?

1912年秋天,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向身邊的英文秘書顧維鈞提出一個問題:“中國怎樣才能成為一個共和國,像中國這樣的情況,實現共和意味著什么?” 這一百多年來,在歷史的上空,這個問號若隱若現,卻從來沒有消失過。

 

“新國民”:袁世凱稱帝之時知識人的思索

許多的分歧都會隨著時間而過去,他們尋求一個新的現代中國或在現代文明基礎上重建中國的用心則不會隨風掩埋。他們都是低調理想主義者,只是屬于不同的側面,雖然很長的時間內,他們的聲音都曾被高調理想主義的聲音淹沒。

 

紙上的縣治理想

他們不知道將來如何,但他們渴望自己的祖國變得更文明,他們是古老中國一小部分先文明起來的人。如果用成敗標準去衡量,他們追求的理想迄今還停留在紙上。但當時他們確實真誠追求這一理想,并在某種程度上付諸了實踐。

 

1934:《獨立評論》的鄉村紀事

那些關于各處鄉村求生的記錄,一不小心就成了1934年中國歷史的一部分,如同黑白的默片,只有畫面,沒有聲音,但歷史不能忽略他們的存在,正是他們的命運處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未來的軌跡,影響著相斫相殺的歷史方向。

胡適為何拒絕組黨?

他給雷震的信中說:“我平生絕不敢妄想我有政治能力可以領導一個政黨。我從來沒有能夠教自己相信我有在政治上拯救中國的魄力與精力。胡適之沒有成為一個‘妄人’,就是因為他沒有這種自信吧。”他愛惜自己的羽毛,不愿成為“妄人”,一次次拒絕組黨就是必然的。

 

第二輯

時局 飯局 格局:史量才在“九一八”之后的公共生活

他們搞組織,發通電,做演講,大量的公共交往,利用各種飯局來討論公共事務,那些組織、演講、交往都是因應時局的需要,在許多時候他們都通過飯局來討論時局,呈現出的是史量才和那一代人或者說一代精英的公共生活格局。

魯迅為何不喜歡杭州

魯迅年輕時曾在杭州工作過,1933年,郁達夫要移家杭州時,他卻要寫詩勸阻。他為什么不喜歡杭州?無論生前還是身后,故鄉浙江既有恨他的人,也有愛他、護他的人。但是,已經改變不了魯迅不喜歡杭州的事實。

 

魯迅為何拒絕諾貝爾文學獎提名?

魯迅的話雖然說得有些尖銳,卻是一語中的。對自己的文學成就,他當然有謙虛的一面,但更多的是他對自己深愛的民族彌漫的虛榮心、虛驕之氣有著清醒、徹底的認識,他內心多么渴望這個民族在精神上變得更健全一些。

民國史上的建設力

中國歷史一直有兩種力量在拉鋸,一種就是破壞力,始終是中國社會最大的力量。從古到今,中國社會在某種意義上是由破壞力在推動的。另一種力量不指向政治,它只是在個體或社會的層面,致力于建設性的事情,包括鄉村建設、教書育人、法律、實業等。他們所做的事情都是和風細雨的,并不是雷霆霹靂,跟那些農民暴動有巨大的差異。

 “九〇后”一代知識分子的不同選擇

他們只是安安靜靜、腳踏實地地做了自己該做的事,得寸進寸,但是時過境遷,時間過去得越久你就越覺得他們身上有光,他們走的是一條陽光的路,不是閃電的路,他們的遺產是不流血的遺產。

王人駒:一個低調理想主義者

低調理想主義強調的并不是一個人要有多么耀眼、多么顯赫,而是腳踏實地,樸素地、低調地、持續地耕耘。在我們棲身的這個時代,似乎也有越來越多的人,在各個角落從事看上去不起眼的事情,但是這些不起眼的事情,放在整個歷史當中,恰恰可能是最長久的,是經得起檢驗的。

 

第三輯

到無錫尋訪榮氏兄弟遺跡

錢穆問榮氏,畢生獲得如此碩果,意復如何?榮氏回答,人生必有死,即兩手空空而去。錢財有何意義,傳之子孫,也沒有聽說可以幾代不敗的。錢穆說榮氏的人生觀和實踐是一致的,在榮氏身上他體會到了中國文化傳統中優良的一面。

到南通尋訪張謇遺跡

文化不是直接的生產力,它是潛移默化的,不是立竿見影的。但文化的作用是長遠的,是真正有生命力的。一個張謇能為故鄉帶來什么乃是不可估量的。我看到了個人可以如此深刻地影響一個地方,影響歷史的進程。有了張謇,南通就有了靈魂。

重慶到宜昌:訪盧作孚遺跡

碼頭上徹夜映照著燈光,工人的號子聲、汽笛聲、起重機的聲音、江水拍岸的聲音……在一個民族危亡的時刻,融會成了一曲最最動人的交響曲,七十年后,我來到宜昌,在長江邊上,試圖尋找當年的痕跡,感受那場驚心動魄的“敦刻爾克大撤退”。

海盜和核電:風云三門灣

對于農業文明中浸染成長起來的大多數中國人而言,海盜文化無疑是陌生而神奇的。“盜亦有道”,海盜在中國歷史進程中到底扮演過什么樣的角色,海盜文化中包含了哪些有可能走向新文明的因子,都值得思考。

到成都尋找歷史

中國文化在根本上重視的是世俗的功利,是自己的身后名,包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石頭上不朽。或者借助先賢的光環,來凸現自己。從這一意義上,這個后人建造的“杜甫草堂”并不是為杜甫而存在的。

 

跋:問史哪得清如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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